全国抗战时期，国共两军俘虏的日本俘虏日益增多，尤其是相持阶段的到来。 “俘获的日伪俘虏数量比抗战初期增加了数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未来被俘的囚犯数量会比现在更多。更多”（王克熙：《关于囚犯处置的讨论》，《政治工作》，1939年第2卷第3期）。在当时的情况下，“囚犯几乎提供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信息”（马瑞州：《囚犯的审讯问题》，《日本评论》，1941年第13卷第8期）。国共两党通过优待、教育等手段，促使日本战俘反思侵华战争，尤其是中共的优待和改造政策，无疑会破坏日本战俘的生存。鼓舞了日本军队的士气和斗志，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的本质，彰显了中华民族抗战的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及时出台了处理日本俘虏的政策。优待战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原则，也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1937年10月，八路军总司令部专门发出《关于日本战俘政策问题》的命令，制定了优待日本战俘的四项基本原则，此后多次完善。国民政府还颁布了《俘虏处理细则》、《优待俘虏指示》等一系列文件。与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相反，优待日本战俘早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目的是希望“日本人民自卫队逐渐明白，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兰：《为什么要优先对待囚犯》），《中国青年（上海）》第1卷第3期，1938）。

对囚犯的优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尊重人格和日常生活关怀。国共两军对日本战俘一视同仁，不打、不骂、不枪杀。而中共军队则在短暂教育后释放了不愿留下的日本俘虏，并支付了他们的旅费。被八路军俘虏的中村俊夫曾说：“八路军战士对我很好，就像兄弟一样。虽然我们彼此听不懂，但我们写汉字表达了彼此的意愿。” ” （中村敏夫：《身为八路军俘虏》，《花梅》，第一卷，第三期，1938年）。被国民党军俘虏的村清松也说过：“凡是与我亲近的人这里对我非常有礼貌，就像家人一样亲密，他们并不把我当作囚犯。我万分感激。”（谭耀宗：《俘虏访谈》——粤北战役实录第1部，《宇宙风》114期，1941年）。在日常生活方面，中国对日本俘虏非常照顾。并尽力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待遇，当时有媒体详细报道了新四军对战俘的优待：“积极给予日本战俘出入境、通讯、读书、读书的自由。”工作，所以日本战俘跟新四军就好像在家里一样。”（严肃：《参加新四军工作》《日本战俘》《宣言（香港）》1939年1月17日） ）。

与其在日常生活上优待日本战俘，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改造、觉醒甚至反战。这是反思的基础。国民党更注重对集中营里的日军囚犯进行“综合教育”或“改造教育”，目的是“注重内在修养、转移性情、端正思想”，实施方法往往根据对象和时间的不同而变化。比如个人谈话《读书辅导》（王延康：《囚徒访谈》，《民间教育辅导》，1938年6-7期），希望日本战俘会找到自己的良知，反思自己，但效果大多是表面的，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战俘被俘后，除了让他们看到，还比较系统化、理论化。亲身体验、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不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让他们学习、帮助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主动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实质。俘虏佐藤武夫曾回忆1941年初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的情景：“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在读的过程中，我被它严谨的理论所感动。我经常做笔记，沉浸在阅读中，油到油灯”把它烤起来。辩证唯物主义对物质、空间、时间等概念的精辟论述让我惊叹不已。”佐藤武夫决定进一步探索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广泛阅读川上元的《贫穷的故事》和斯大林的《贫穷的故事》 《列宁主义基础》、毛泽东《论持久战》、刘少奇《论修养》等文章。 《共产党员》、《新华日报》的时事问题逐渐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并由此下定决心：“无论怎样我都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佐藤武夫：“ 《幸运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6-79页）。最终于1943年6月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党员。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在延安设立“日本工农学校”，收容华北各地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俘虏，开设“日本问题”、“同盟国共产党（布）史”等课程。 ”、“政治知识”、“中国问题”等课程，让日本战俘从理论层面了解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的真相和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战争。

二

生活上的平等优待、思想改造和教育，特别是他们的所见、所闻、所经历，让许多日本战俘深感震撼和反思。经过不断的反思，他们的观念和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重新认识日本国情。为了扩大侵华战争，日本政府在经济领域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保证军费开支不断增加，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负面影响。许多日本战俘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樱井胜曾深有感触地说：“冒险家进行的侵略战争，使人民食不果腹，赋税增加，物价飞涨，青工被送上战场！留下来！还有家里只有老弱妇孺，怎么生存？” （樱井正：《囚犯的反思》，《民族（浙江羽前）》1940年第16期）。森下黑郎批评说：“斗争的结果是让国债增加数十亿，结果是什么？除了父母失散、孩子死伤、妻子流浪路上，还有什么好处呢？” （森下黑郎：《转世之后》《反思》，《半月文摘（汉口）》，第3卷第6期，1939年）。

对侵华战争的反思广大日本战俘逐渐认识到，日本政府一直在欺骗人民，企图将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有囚犯说：“日本政府最初是用欺骗政策向民众宣称，中日战争是由于中国侵犯日本权益造成的。” （《空军战俘的自白》（第二部分）、《宣言（香港）》1938年8月12日）认清真相的日本战俘用日记等文字，详细记录了大量有关屠杀和屈辱的事实日军对中国军民的屠杀。 1938年7月2日，囚犯宫本彦一在日记中描述了日军对上海街区的破坏：“路过商务印书馆附近，看到到处都是弹痕，惨不忍睹。” 8月11日，他还记录了日军对马鞍山地区造成的破坏。悲惨的情况：“所有的公民都逃走了，一个人都没有留下……我们日本兵，几乎完全擅自掠夺。” 14日还记载，“下午0时00分，林先生和新田先生在前方村子的一间小屋里，强奸了一名衣着整洁、年龄约23岁的中国妇女”（胡作坚：《抓捕宫本》） ”。严毅受审实录”，《军事杂志（南京）》1940年第123期）。囚犯和田新一讲述了日军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白洋淀地区实施“三灯”的情况。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这样的小屋都被烧毁，数十名男女被枪杀。” （张慧才、韩凤琴译：《从日本兵到抗战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58页）。日本战俘们也对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中国的未来之前，我只听到上级说中国有多么残暴，但今天我在实地看到的却是到处都是空的。”我们都是人，为什么这么残忍？” （《攻克高仓》，《宣言（香港）》，1938年10月13日）

反思日军士气低落。随着日军兵力供应问题日益紧张，日本政府逐渐放弃了兵役法的规定，征召了所有能征召的士兵。 1939年，“日本20岁至40岁的壮士全部被征召”（《俘虏的话》，《大公报（重庆）》1939年1月17日第2版）。许多不符合征兵条件的人也被迫奔赴战场。 “虽然他们的身体不符合征兵的要求，但他们仍然被征召入伍”（《俘获伊藤和夫》，《梅县捷报》第2卷第6期，1940年）。很多日本人为了避免被征召不惜自杀，所以被迫上战场后自然就没有了斗志。后勤保障难以为继，低水平的军饷无法支付。囚犯小山春夫说：“现在国家的军费已经耗尽，我每个月连十三块钱都领不到，真是痛苦。” （姜育贤：《采访四名俘虏》，《军役月刊》1937年第3期）日军“不适应中国的水土不服，常患感冒、腹泻，战斗力逐渐减弱”（ 《敌俘坦白战败原因》，《申报（汉口）》，1938年4月8日日军迅速灭华的计划失败后，空气中弥漫着思乡和厌战情绪，“来华的日军急于回国，充满苦战情绪”（《X军厌战》）。 《大公报》（香港），1939年1月13日，直拍日军战斗力受到影响的俘虏藤井说：“每当有撤退的时候，他们都毫无意图地逃命。去战斗，甚至抛弃了几个同志。”（《敌人士气低落》，《大公报（重庆）》，1939年10月21日）。

对中国军人和民间的偏见发生了变化。日本军队普遍受到政府各种虚假宣传的影响，低估了国共军队的战斗力。俘虏井田一嫂说：“日军总体心态，由于长期被侵略麻醉，刚到中国时，都抱有轻蔑和必胜的信念。”（《俘虏谈话： 《所有在华日军都厌倦了战争》，《艺华新闻》1938年第2卷第13期）他们揭露了军队妖魔化日本形象的行为中国军队为了阻止士兵投降：“日本新报纸上都在宣传中国军队有多么残酷”。 （《俘虏自白》，《深圳（汉口）》，1938年5月4日）八路军顽强的战斗力和优良的作风，改变了日本俘虏原来对中国军队的蔑视。和偏见，俘虏香川隆钦佩地说：“八路军是一支世界上无与伦比、完全难以想象的军队”（香川隆、前田光重：《八路军中的日本士兵》，解放军出版社， 2015 年，第 136 页）。中国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年轻人的坚韧和勇敢，尤其令日本战俘钦佩：“中国妇女比日本妇女勇敢得多”。 （西丽女士：《采访囚犯》《民族魂》1938年第21期）“中国军民雷厉风行，连三岁小孩都喊着‘打倒日本’。中国确实会赢。”最终的胜利。” （《囚犯的话》，《大公报（桂林）》，1941年4月12日）。

三

在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会第一时间审问日本战俘的基本情况，这成为我们观察日本战俘群体特征的重要渠道。日本战俘的来源比较多元化，既有军人，也有非战斗人员。从地理上来说，除了日本本土国民外，还包括来自各个沦陷区的人。从职业来看，他们多为小市民、农民、商人、渔民等下层民众。作为主要成分；在教育方面，知识水平普遍较高，文盲很少，学历从高中到大学，包括军事学院、陆军飞行学校等军事院校，以及帝国理工等名牌大学日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生。有战俘曾承认：“日本兵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战俘自白第一节》《敌情研究》1939年第14期）。此外，日本战俘们还充分阐述了个人的婚姻、家庭、工作情况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比了中日两国的情况，对日本战俘的进程、方向、性质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反思。战争。

被日军俘虏后，通过优待和教育，虽然有少数顽固分子特别是职位较高的顽固分子难以改造，但大多数俘虏都能根据个人的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和反思。经历，揭示了很多历史信息。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中，不少人不仅对日本国情有了更加客观的了解，也大大改变了对中国军民的偏见。他们也对日军士气低落、必败，以及侵华战争的原因和罪责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思考。例如，一名囚犯曾在写给反战作家鹿地渡的信中指出：“我不知道有多少日本人正在遭受这种腐败的国民政府的痛苦。如果继续这样支持下去，日本将会遭受亡国的命运。” （《敌俘》）《恨暴君》，《大公报（重庆）》1939年8月31日），反映了对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和未来命运的深切忧虑。

《光明日报》（2023年7月5日第11页）